“PX化”是當前社會的一大隱憂

越來越“退步”的PX風波

所謂“清華學子PX詞條保衛戰”，指的是百度百科上的“PX”詞條，在最近的風波期間，被一些人從“低毒”改為了“劇毒”，而清華大學化工系的學生，基于自身學到的知識和實踐，反對“劇毒”這種錯誤的描述，因此反復更正、守護“低毒”這一說法。

從事實描述來看，這個事件沒什么爭議，作為一個化合物，“PX”就是低毒，而不是劇毒。然而問題在于，自2007年廈門市民反對PX項目以來，歷次圍繞PX項目的風波中，“PX是低毒而非劇毒”這一基本判斷每一次都受到了挑戰，清華學子不是第一個站出來高呼PX就是低毒，可預見的未來這種“保衛戰”還要發生很多次。這表明，中國這些由PX項目引發的風波，仍然停留在很淺層次的爭論，7年來可謂毫無進步。

確實可以稱之為毫無進步——7年前的廈門PX風波，當時被認為取得了一個相對完滿的結果：政府牽頭的PX項目先是在體制內遭到部分院士、政協委員反對，然后民眾積極參與投入到反對行列，面對壓力政府選擇了與反對者對話，出了一個新環評報告，經過討論民意仍然反對，最后福建省政府和廈門市政府決定順從民意，停止在廈門海滄區興建PX，將該項目遷往漳州古雷半島興建。《祝愿廈門PX事件成為里程碑》這期專題稱贊這個過程“幾近完美”，“開創了通過正常渠道解決問題的先例”。

然而，實際上，隱患在當時就埋下了：項目遷往漳州，無非是因為漳州的民眾阻力相對較小罷了，并非漳州人民就真的歡迎PX；所謂廈門政府順從民意，也并非在科學上民眾完全掌握了真理——真要追究起來，“PX屬于劇毒”、“要在城市100公里外才能建”等謬誤說法都是從廈門出來，甚至是從院士那里流傳出來的，而這些謬誤并未得到糾正。

接下來其他幾地發生的PX風波更是只能讓人感受到“退步”。2011年發生在大連的風波，關于PX的種種謠言非常泛濫，有媒體描述PX項目是“眾所周知的‘終極絕殺’，一旦被引爆，對600萬大連人就是‘秒殺’”。政府最終妥協，宣布停產并決定搬遷項目（但實際上還沒停產）。2012年的寧波鎮海風波和2013年的昆明風波，同樣是在“鬧大”后政府就選擇“維穩”式的退讓，寧波政府表態“堅決不上PX項目”，昆明市長則稱“大多數群眾說不上，市人民政府就決定不上。”——表面上和諧了，但科學決策程序在哪里呢？

這次的茂名風波，同樣無法令人滿意。按政府方面的說法，項目目前僅僅是“科普”階段，環評等前期工作都沒開始，可以說還沒具備討論項目是否應該建設的條件，然而事件卻已經鬧得滿城風雨。

不管這些風波哪一方更有理，從結果來看，并沒有哪一次稱得上“政府民眾通過對話達成了共贏”，看不出“公民社會發育成熟”，只看到“科學決策的缺失”，只看到“民眾一鬧事，PX就建不成”。

PX只是個縮影，很多問題上，民眾、政府都在“PX化”

各地的PX事件最讓人感到荒誕的，是PX項目作為一種化工產品，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但卻在多地造成風波。這不禁讓人想到，如果把PX項目改稱為“對二甲苯項目”，是否還會有這么多人出來反對呢？這充分說明了在PX問題上民眾的盲從性。

千萬別以為這種盲從只針對PX項目，“專家論證化工項目危害小，而民眾死活不肯接受”——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執行主任陶光遠把這種現象稱之為“PX化”，他認為這種現象實際上已經相當普遍。陶光遠舉例稱：“北京市政府計劃在北京市昌平區的阿蘇衛建垃圾焚燒廠，這已經是北京很市郊的地方了。但阿蘇衛附近方圓十幾公里的居民們卻被’PX化’了，任憑市政府怎么解釋危害不大，就是不信，使得這個垃圾焚燒廠始終動不了工。”

民眾的“PX化”很多人已經充分認識到，而陶光遠卻還進一步指出，政府也“PX化”了。他舉北京為例稱：“譬如燃煤發電，現在的技術完全可以將燃煤發電煙氣中的污染物排放降低到很低的水平。德國人口密集的魯爾工業區加上附近地區，總面積比北京還小，卻有發電總功率比北京還大的燃煤發電能力，另外每年還煉約2000多萬噸鋼，結果空氣中PM2.5年平均濃度連北京的1/3都不到。柏林距總理府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個有100多年歷史的燃煤熱電聯供站，總發電能力14萬千瓦，供熱能力24萬千瓦，一直運行，沒見總理發難。但北京市政府為了治霾，卻計劃關閉市內所有的燃煤熱電聯供站，甭管規模多么大，技術多么先進，任憑五大電力巨頭們怎么解釋污染不大，就是不信。”

“PX化”有什么問題？這說明“集中力量辦大事”已經越來越困難了，而相比之下，日本、韓國、新加坡卻能解決這樣的問題，成功建設PX項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去追趕？

“PX化社會”的形成有內在原因，必須正視

把復雜問題簡單化，這是人之共性。每一起復雜的公共事件，人們往往都盯著最易理解、最易辨別是非的細節來進行評價。在這次風波中，清華學子堅守PX詞條受到了許多人的稱贊，而修改詞條為“劇毒”的人則很自然受到了譴責，這也影響了PX項目反對者的整體形象。許多人抨擊反對者毫無科學認識，根本是為反對而反對。

然而這種抨擊既有些片面，主流媒體把問題聚焦在這一點上也無助于解決問題。事實上，民眾的“PX化”有很復雜的原因，這些原因是需要一一正視的。

科學問題上，讓民眾有完全正確的認識是苛求

“了解PX項目才能談論PX項目”，許多論者指出了這一點。對于參與反對PX的人來說，這個要求并不過分，應該說這是他們的本分。然而從社會運動的現實來說，這或許是一個過于苛刻的要求。要知道，據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2010年，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僅為3.27%，PX也即芳烴化合物毒性如何，更不是一個非專業人士必須了解的事實。多數人只能根據別人的說法來認識問題，在PX毒性問題上，由科學院院士趙玉芬為代表的105位全國政協委員聯署的提案中都稱“PX屬危險化學品和高致癌物”（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普通人又如何分辨對錯？而支持PX項目的人，又有多少人敢說自己對PX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了？

提高民眾科學素養，會讓這類爭議問題更容易得到解決，這肯定沒有疑問。但即便教育投入得再多，也不可能把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培育為博士、碩士，要讓人們信服PX項目的安全，歸根結底還得是靠公開公正的議事環境和程序，使得人們能夠相信專業人士討論后的結論。

而且，反對PX項目在科學問題上也未必站不住腳

事實上，爭論PX低毒還是劇毒，或者是生產過程中的產物有多危險，都沒有意義。PX不是食品，而是一個化工項目，化工項目對居民健康是否有影響，主要看環評報告的結論。即便生產過程有毒性較強的物質，環評報告認為對居民沒有危險，那就不用擔心，同理，假如生產過程幾乎沒有任何有毒物質，但如果環評報告認為對居民有威脅，那項目就不能通過。2007年廈門PX項目最后拿出的環評報告，就披露了項目生產方歷年污染記錄，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安全風險。正如許多反對PX項目網友說的那樣——“一不相信工廠會嚴格生產，二不相信政府會嚴格監管。國內多少企業非法排污，多少地方部門視而不見。這是過去種下的惡果。”

這樣堂堂正正的聲音，當然是PX項目支持者所需要回應的。

極為落后的宣傳方式，幾乎讓人不得不對項目感到懷疑

在昆明PX風波中，《人民日報》評民眾抵制PX項目稱：不管投資多大、工藝多先進，如果牽涉到民眾利益的公共性問題，僅以“通告”、“告知”的形式“單向度傳輸”，怎能在信息時代、權利時代贏得民眾支持？公眾激烈的表達背后，實際上是未被尊重的權利、未被滿足的訴求，是沒有被聽見、被看見的情緒和聲音。

這無疑也是正確的說法。在這次茂名風波中，極為落后的宣傳方式恰恰起了反作用——政府不是不知道PX項目易引發群體性事件，但錯就錯在如臨大敵般地進行宣傳，不僅給媒體布置了嚴格的宣傳任務，還時不時透露出對輿論引導的焦慮。最荒唐的做法是向有“先進經驗”的九江市取經——要求石化系統、教育系統的工作人員以及一些學校的學生簽署《支持芳烴項目承諾書》，有人稱，承諾書存在諸如若不簽署會對高考、升遷不利等隱性強制內容。這簡直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一位科級干部稱“我不了解PX，被強迫簽字后，就更不相信宣傳材料了。”

利益時代，民眾沒有配合政府創造GDP的動力

民眾反對PX項目，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并沒有動力去支持PX項目。PX項目產出的是GDP，但人所共知的是，GDP不等于收入，不是說在本地建了一個大型化工廠對所有人就天然有好處的。而政府則不同，官員政治考核靠的就是GDP，對引進PX項目有著天然的動力。在PX項目上，政府與民眾的期待是有著明顯的落差的，而在這個利益當頭的時代，民眾沒有配合政府創造GDP的動力，人們更關心的是，這個項目會不會對自己帶來危害。

以“自利”作為特征的鄰避運動全世界都有，太正常不過

從橫向對比來說，反對PX運動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鄰避運動”（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在我的后院搞項目），世界各地都有，在發達國家甚至更為常見。本質上，“鄰避運動”就是以自利為特征的，很難進行理性的說服。以美國的經驗而言，從1980年到1987年曾經預定興建81座毒性廢棄物處理場，但只有8座順利完成，其主要原因在于民眾的鄰避情結，民眾毫無理由地反對到底。

中國社會“PX化”，根本原因是政府長期“包辦”造成的惡果

《為什么反對“能改善空氣質量”的PX》已經指出，中國之所以在鄰避運動問題表現出尤其夸張的“PX化”，根源在于：長期以來，“大家的事情”總是被政府強行包辦，官員的意見“一家獨大”。而且政府包辦的方式抑制了“大家說”的渠道和“大家說”的訓練。今天真要讓“大家說”，也容易搞成一盤散沙，國外類似問題中起到主導作用的民意代表在我們這里是缺失的，理性辯論的氛圍也是缺失的。政府包辦的方式還導致信任的破壞。不但政府部門的話不被信任，企業和媒體被看作政府的附庸，說的話也沒人信。

一個城市應該這樣開建PX項目

如前所述，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的PX項目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為什么這些地方的“有毒項目”能夠順利推進？是當地的民眾對此沒有意見嗎？當然不是，而是這些地方在解決“鄰避問題”上，已經有了一套相對成熟的經驗。美國學者Saha和Mohai的研究表明，近年來在美國興建鄰避設施遇到的阻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少，甚至從“鄰避運動”變為擁抱項目的“迎臂效應（yes in my backyard, YIMBY，就在我的后院做吧）”。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法律程序提供了更多公眾參與鄰避設施決策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員開始運用“精明公眾模型（prudent public model）”而不是“無知公眾模型 （ignorant public model）”來消解民眾和媒體的不信任和其他引發集體動員的因素——簡而言之，就是鼓動民眾參與化工項目、污染項目的決策，從“決定—宣布—辨護”模式，轉變為“參與—自愿—合作”模式，這對中國無疑是具有參考作用的。

那么，結合當下中國的具體條件，中國的城市怎樣才能開建PX項目呢？以下是幾點設想，由于目前中國仍然是個“有事情，找政府”的社會，所以主要由政府主導。

鼓勵引導居民成立組織，形成與政府、企業對話的機制

這是“參與、自愿、合作”模式的基礎。引進PX這樣的項目，民眾感到不滿是理所應當的，與其讓事態發酵導致民眾無序走上街頭，不如一開始就找到自愿對話的對象，想辦法讓這個民眾組織更具代表性，并形成常態的對話機制。

鼓勵居民表達疑慮，而不要最后引發恐慌式反應

按傳統的宣講模式，一味強調PX項目的好，安全，目前已經解除不了民眾的疑慮。想打消居民的疑慮，最好是鼓勵民眾積極表達疑慮，讓民眾說出擔心的到底是什么，可以讓民眾上街進行群體性表達，也可以在網站上公開公示，并進行快速的公開回應。這是讓民眾采取謹慎而明智的行動，而非恐慌的集體反應。當引發恐慌式反應后，很多應對措施就無法起作用了。

項目最好要體現與民眾直接相關的利益

“補償”是解決鄰避運動最現實的手段。前面提到，光讓民眾知道PX項目能增加GDP，已經不能增加民眾對PX項目的好感。因此不如在做項目設計時，就規劃好讓給民眾享有的直接利益。這些補償機制，可以包括直接金錢補償、同類型獎償、應急基金、好處保證和經濟友好獎勵等等。

與民眾對話必須是具體的人物，而不能是抽象的組織

在目前已經發生的各地PX風波中，不僅反對一方表現的非常無序，政府和企業的一方往往也同樣表現得進退失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類事件的處理缺少處于中心地位的具體對話人物。在沒有具體的對話對象時，政府和企業就只能表現為抽象的組織，抽象的組織沒有辦法讓無序的反對聚焦，反而會讓民眾在反對時會表達更多的訴求。如果有一個具體的人負責回應民眾，負責回應所有問題，無疑能夠很大程度上把事態控制在對話的范圍。民眾的信任感也會隨之提高。

讓民眾自己指定有名望的科學顧問，負責科學問題的溝通

對化工項目、污染項目的擔憂，最終落腳在科學上是否會造成危害。用宣講的方式很難獲得民眾信任，那不如由民眾自己指定可以在科學上相信的顧問，來負責與政府進行環評等方面問題的溝通。只要民眾指定的人有足夠的科學背景，由于科學共同體的存在，其公信力一般是能夠被雙方接受的。如果能達成有效的溝通，是不至于再出現謠言滿天飛的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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